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以试验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都产生了影响。
[4]范进学：《授权与解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变法模式之分析》，《东方法学》2014年第2期，第131页。参见傅蔚冈、蒋红珍：《上海自贸区设立与变法模式思考——以暂停法律实施的授权合法性为焦点》，《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第100页。
[39]姜伟：《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32-34页。归结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的明确性与系统性方面存在缺陷，并且在之前的改革中忽视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不是授权立法。[4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双重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可在引领与保障改革，以试验立法的方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协调法治与改革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但是通过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使得下位法获得了效力支撑，并由此具有了与上位法竞争的可能。对于授权决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事项，授权主体希冀通过实践来检测它们的可行性。[47]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载《法学》2017年第3期。
有观点提出，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将呈现出党纪检查、廉政调查和反腐侦查相互独立、相互衔接和相互配合的崭新格局[23]，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至少是现有的纪检委权力加行政监察权，再加检察院反贪局的贪腐等职务犯罪侦查权之总和，原来属于检察院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或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会随着其行使主体从检察院转移至监察委员会。依据公权力类型的对人权和对事权的区分，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国家监察权对人——公职人员的监察，却忽视了国家监察权基于对公权力运行监督的需要，对事——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19]，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督、调查和处置权。第二，保全与案件有关的财物。（1）建立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监察官、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61]引自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诗经》云监观四方[17]，郑玄笺曰监察天下之众国。
国家监察权基于遏制公权力腐败的需求而产生，同样应当遵循我国现阶段的基本世情国情社情，创造性吸收与继承现有反腐模式的优势，改造反腐败资源配置等层面的不足，从而涅槃为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新型国家权力。《强化纪委监督权的必然性及路径探析》，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方面，制定《国家监察官法》，建立监察官职级设置高于普通公务员薪酬的序列工资体系。这一特性决定了国家监察权行使过程中当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受到程序的规制、人大立法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发现反腐败特别调查具有暴力取证、刑讯逼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失职渎职导致监察对象自杀、行凶、逃跑或其他违法情形的，有权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以保障国家监察权在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内得到正当行使。[34]参见吴臣霞：《试谈民族调查活动中的语言转述问题》，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01期。[2]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第142-14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若这一观点为真命题，那么依据我国刑事司法现状，讯问和询问作为刑事诉讼的方式之一，具有司法专属性，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不具备这一属性，其依据询问、讯问措施所取得的调查笔录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运行则会祸害国家和人民[58]。
[39]根据我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机关、反腐败预防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行使调查权时，根据需要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暂予扣留和封存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但是，上述观点对国家监察权属性的考量往往仅涉及权力的某一层面，或目的，或权源，或范畴，而对一种国家权力之属性的准确界定则需要全面考量，仅考虑某一层面无疑容易造成对国家监察权属性认知的片面性。
又使隶属于政府的行政监察权上升为内嵌于国家监察机构的国家监察权，其法律属性与作为行政机关的行政监察权、与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国家监察权有着根本区别，这意味着其从过去不曾与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比肩的权力上升为与之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一种新型国家监察权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所涉财产、款物需发还被监察对象及其亲属的，实行流程登记发还管理，并接受当事人及社会的监督，对需依法依规上缴国库的，应及时足额上缴省级公共财政机关制定的专门账户并接受审计的专项审计监督，确保国家监察机构履行职责的公正、清廉、文明。刑事（检察）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指刑事（检察）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存在的基于解决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而由刑事法律规定的权力（利）和责任（义务），就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侦查部门的权力与责任而言，其既有调查犯罪事实、移送审查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的权力，又须在调查犯罪事实、移送审查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时，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责任。监察权与监察事务权是保障监察权有效运行的一体两翼，建立与监察权、监察事务权适度分离的运行体制，有利于避免既有分散式反腐败模式权力运行绩效的边际效应递减[54]。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内部矛盾，桎梏了反腐功能的发挥。还意味着在惩防腐败、拒腐防变、建设清明政治的进程中，执政者以强国兴邦的使命担当、纵览风云的时代视野、锐意创新的战略勇气，寻找到了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长治久安及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最佳实现形式。
整体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其各个组成部分，部分会依据整体的变化而发生新的变化。[7]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国体，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的国家性质，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8]的根源所在。
（二）国家监察权属性之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社会生产本身的固有矛盾[32]，政府的调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实堡垒，由公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国家的必然选择。为了遵循这一原则，党和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定党纪国法等规范对权力予以规制，确保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国家制订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司法改革确立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工资、福利与退休制度。第七，经批准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可以通知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15]参见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47条、73条、81条。因此，对国家监察权属性的探究，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仅依靠权力部分特征与行政权或者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权的简单类比，从而得出国家监察权为单一的行政权或者职务犯罪侦查权或者是行政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简单相加，这无疑忽视了各项权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相应权能吸收和转化过程中所做的调整，也不符合国家监察权是由行政监察权、行政预防权、检察机关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权、渎职犯罪侦查权、职务犯罪预防权等五种权力形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逻辑性地辩证扬弃而遂变形成更高级形态的国家监察权能结构体系。这是指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行使其监察权时，应遵循横向协作的运行方式，宜加强各国家监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协作，对于跨省、跨区域的重大疑难腐败案件，须发挥本地区的地域优势通力协作，形成互相支持、互相交流的一盘棋格局。从有关于国家监察权属性的争鸣可以看出，法学界、法律界、执纪执法实务界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谨慎的
报告还重申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法治政府建设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厦门大学副教授孙丽岩认为，通过制定法及判例确定的传统征收过程的时间维度，以及政府征收前行为实质性影响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维度，是美国法同时采用的两个节点，本质上对政府行为起着制约作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回归公平补偿的核心原则。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未来行政法学通过与更多学科融会贯通、联合攻关，将不断取得更高质量、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预测未来10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将呈现出八项良好发展态势，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及相关制度的立法将陆续以各种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启动等。
这些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出学科壁垒正在消除、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多学科联合发展的趋势。张红还在《走向精明的证券监管》一文中提出，证券监管机构应减少对威慑式执法策略的依赖，实现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实现与监管对象的合作规制，尊重证券交易所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宋智敏对行政拒绝履行行为司法审查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审判中应引入时机成熟理论，判决时应重视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回应。学界试图通过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不断完善行政法理论体系，准确把握行政法学发展的时代脉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发展创新道路。
地方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体作用，培育开放协作型新动力机制。传统行政法理论创新 2017年，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学理论创新，以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许可法法律体系的完善等方面。
暨南大学教授崔建远认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划归行政合同的范畴，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这种泛化行政合同的理念及设计不可取。总体特征 2017年学界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极大推动了理论发展与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贡献了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贵松认为，因知情权属于任何公民，且服务于不特定主体的利益，故而起诉人不必有特别的个人利益，只要提出公开申请，就与信息公开行政决定建立起利害关系，即可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凌维慈提出，打破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重合、客观评价规制机关的独立性、建立稳定的规制框架以及提高可负担性住房权利的地位等视角应在规制方案设计时受到重视。
